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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忆在战干一团的往事

日期:2012-03-01 09:17 来源:《黄埔杂志》 作者:廖宇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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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抗战初期,在国民党军事训练团体中,有一个异军突起的组织,曾经显赫一时,这就是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”。它有一、二、三、四共4个团,我就是在第一团三期于湖南桃源结业的。

  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日寇大举进攻,北平、天津、南京、上海等城市和华北华东广大地区相继沦陷。国民政府名义上迁都重庆,实际上政治及军事指挥重心设在武汉。当时沦陷区大量青年因失学失业,纷纷逃离,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在中共的号召和影响下奔向延安。国民党当局见情形,便一方面在西安等地设关卡阻拦奔赴延安的青年,另一方面在武汉成立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”,来吸引沦陷区青年,同时也招收后方各地的在校学生。

  1938年夏,我17岁,中学毕业,出于爱国热情,从南昌跑到武汉,考入该团的学生第三总队(第三期),驻在武汉某小学内。当时江西省的“青年服务团”中有很多进步青年,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感到难对付,便向桂永清商请将服务团的几百人也并入了战干一团。

  团里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,大学肄业、高中初中都有,还有一部分失业青年。训练的类别分政训、民训、军事三种,学政训的毕业后,一般都是派到部队当连指导员(学员总队毕业的则是到部队去当团指导员);学民训的则是派到各县去搞民众训练工作;学军事的则是派到部队当排长。女生大队是训练做战地救护工作。

  在战干一团受训期间,对学生的军训是非常严格认真的,以国民党陆军的“典范令”为训练规范。每天下午还有政治课,文职教官中很多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大学教授,课程有《三民主义》、《总理遗教》、《领袖言行》以及国际形势等等。

  到1938年9月初,我们刚在武昌受训两个月,武汉会战已在武汉外围田家镇一带开始。战干一团团本部遂迁往湖南湘西辰溪。这时学员总队,学生一、二总队,女生一、二大队都已先后毕业分配了工作,而我所在的学生第三总队奉令移驻湖南桃源。在9月上旬的一天,我们接到夜间行军的命令,由武昌渡江到汉阳,沿汉阳向宜昌公路行进,第一个晚上的目的地是蔡甸,离汉阳60里地。每人身上都背着背包、铁镐或铁锨、步枪,共有30多斤重。绝大多数学生都未经受过这种负重急行军,那晚上,整个总队走得七歪八倒,有的走不动了干脆躺在路上,有的是打着瞌睡踉踉跄跄地摸索着前进,到天亮以后,已经是溃不成军了。这时各队都派出由两三个班长组成的收容队,收容各自的学生。

  当时天气正值炎热,白天怕日机轰炸、便改在晚上行军。由汉阳到沙市八百多里,走了近20天。我因年幼力小,实在背不动那30多斤重的东西,老是掉队。幸好我的中队长陈天钟(安徽全椒人、黄埔十期生)有一部自行车,将我的背包放在车上,由勤务兵推着走,给我减去了大部分的负荷。次年3月我毕业后,与同被分配在一个部队的40几位同学去沅陵找部队,陈老师也到沅陵去看望未婚妻,我们在街头相遇,他把我拉到旅馆塞给我一些钱。1942年秋,我从江西与一友人赴重庆,路经桂林时,闻知陈老师在军校六分校任大队附,特去看望他,给了他一个惊喜。他热情招待了我,让我至今难忘。自从那次分别后近70年再未与陈老师相见,师恩难报,让我愧疚交加。

  到沙市后,休息了三天,便改道公安到湖南澧县,此地是总队长刘子淑的家乡,因他要招收家乡子弟,又多耽搁了三天。然后到常德,在那里遇见了女生第三大队,她们是从武汉乘船到沙市再行军到此的,她们在马路上高歌行进,引起不少行人围观。

  约在10月上旬,我们到了桃源,4个大队分驻离县城40里的泥窝潭,我们十一、十二中队和大队部同住在陈家大屋。在这里只训练了两个多月,又接到向沅陵行军的命令,引起了大部分学生的思想混乱。而且这次行军更苦,都是在湘西崇山峻岭中行进,经常在悬崖上走,下面是几十丈深的湍急沅水,真有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之感。

  离沅陵还有两天路程时,我们又突然接命令返回桃源,弄得大家莫明其妙。回到桃源后不久,教育长桂永清来第三总队训话。全总队集中在一个大草地上,搭了一个临时讲台,正中只挂了蒋介石一个人的像。桂永清看到后,马上吩咐把陈诚的像也挂在蒋的旁边,意思就是暗示不仅要拥护蒋,也要拥护陈诚。桂永清属陈诚系的,但与何应钦的关系拉得很好,桂能在何、陈两大派系间左右逢源,是自有一套手腕的。桂永清与黄维都是江西贵溪人,贵溪人去找黄维,黄都拒而不纳,桂则来者不拒,所以贵溪人对桂永清怀有好感。

  第三总队总队长初为刘子淑,黄埔六期,一介武夫,言行粗暴,不适宜训练学生,大概受了桂永清的训斥,竟不辞而别开了小差。后来萧劲接任,他也是黄埔六期生,曾在德国学习过,有儒雅之风。当第三总队于1939年3月快结业时,突然传出不足18岁的不能结业,要继续受训。我得知后便在大队约了四五个年轻的同学,前往总队部请愿。不料在半路上遇到了萧总队长,他问明我们的想法后,把我们带到总队部勉励了一番,说明不会再有问题。他还在我们每人的签名本上写了“自强不息”四字,赠送有他本人签名的四寸像片一张作为纪念,我们大喜而归。

 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:和我同中队有一位同学叫陈劲仲,记得他曾说是怀宁籍、家住安庆。他比我大两三岁,沉默寡言,有点口讷的毛病。有和他同乡的同学悄悄告诉我,陈劲仲是陈独秀的孙子。因当时战干团环境特殊,大家也不敢深问,陈劲仲对自己的身世,也是讳莫如深,显得特别谨慎,惟恐被人注意。我和他相处了八、九个月,关系不错,结业后各奔东西没了消息。1943年春,我在重庆工作,一天突然在朝天门附近与他相遇,两人都很高兴。我去他住的旅社畅叙别情,他告诉我现住在江津,其祖父已于去岁病故。我问他做何工作,他说来重庆做生意。我愕然,因当时经商是被人所轻视的。他叹了一口气说:我祖父要我千万不要搞政治。我听后也只好沉默。时过境迁,70多年过去了,陈劲仲君如还健在,该也霜鬓盈颠了,他那句话竟一直深入我的脑际。●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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